张文魁同志虽然退伍了，但思想上和感情上未退伍，军人的情结始终萦绕在心头，事事处处，还保持着军人的作风。在给孩子们起名时，用的都是胜、强、刚等字眼，希望子女们能把军人的正直、坚定、刚强品格传承下去。

  1967年7月，张文魁到丹江口工程局消防队做基层调研，突发火警，他二话未说，就与消防队员一起上了消防车去火灾现场。那时，解放牌消防车驾驶室很小，消防队员出警时只能站在车厢周围的踏板上。张文魁在车辆行驶中不幸从车上摔了下来，七窍流血，深度昏迷，生命垂危，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经检查，头部摔成重度脑震荡，由于伤势太重，医院下了三次病危通知单，单位上把棺材都给准备好了。

  也许是天佑好人，也许是军人的坚强意志支撑着他，在医护人员的不懈努力下，张文魁同志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为了进一步治疗，丹江职工医院把他转院到武汉，到武汉后因为医院床位紧张，只能安置在汉办招待所里，每天要坐三轮车去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经过近两个月的精心医治，伤情基本痊愈。出院后，根据医生要求在家里休养，但记忆力下降，听力严重受损，只能紧贴他的左耳大声说话(右耳完全失聪)，他也只能听个大概，还常常会出现头昏，但他不愿在家里闲着，休养了半年时间刚能下地，就主动向组织要求安排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组织上劝他在家安心疗养，他说可以工作了。见他态度坚决，经再三考虑安排他在徐家沟一个工作队的食堂里当保管员。

  当保管员的半年中，他扎扎实实，一丝不苟，见他康复得较好，领导就决定安排他回到武装部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张文魁知道后，找到上级领导，说明自己受伤后听力太差，担任领导无法和同志们正常交流，会影响工作。同时，他向组织表态，自己决不争地位和待遇，只要有一份工作就心满意足了，绝无怨言，完全服从组织安排。领导认真了解了他的伤情恢复状况和他个人的要求后，就安排他负责工程局大礼堂的管理工作。

  丹江口工程局大礼堂，在当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是丹江口工程的“灵魂”，所有重大决策和活动都在那里举行。

  、王任重、张体学等领导都在这里主持召开过多次关于丹江口水李枢纽工程建设的重大会议。

  这个部门虽然只有四个职工，一名电工、一名木工，还有一个比他年长十九岁的退伍老红军，当时已近六十岁，但到了大礼堂后，张文魁同志却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干好每一件事。他总是说：我是一个兵，无论哪个岗位都很重要，无论哪个岗位就是我的阵地，一定要坚守好！

  大礼堂的管理工作看似简单，其实很繁杂，大大小小就有30多个门。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守好这些门，看好这些门，管好这些门，保证工程局和下属各单位在这里举行的各种会议和活动(那时大型会议比较多)的准备和安保工作。会议之前，必须布置好会场桌椅、桌布、麦克风、开水、茶杯，等等，会议结束后，要把所有物品重新归位，清扫台上台下卫生，检查桌椅等设施有无损坏并及时维修。

  除会议活动外，大礼堂还是丹江口的一个大型群众文化活动场所。当时，文化生活比较单调，看戏看电影就成为最吸引人的事情。大礼堂自然也就是人气最旺的场所之一，经常安排一些文艺、戏剧演出或放映电影。由于是对公众开放，进场的人员就很复杂，男女老幼啥人都有，维持秩序和卫生工作量也加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最主要的是保证各个进出通道畅通和场内秩序井然。

  张文魁同志总是提前安排，作好准备，然后又亲自到大门出入口维持秩序。这里人山人海，有票的人急着进去，没票的又想趁乱挤进去，他总是协助验票员严守岗位。有时为满足观众观看要求，遇到一部新电影上映，就主动放弃休息，夜间加放几场，一直持续到下半夜，等到观众散去，工作人员都下班走了，张文魁提着一大串钥匙，把楼上楼下、台上台下、前院后院、前门后门，全部检查审视一遍，确保安全无误，才关好每一扇窗，锁好每一扇门，最后一个离开大礼堂，最后一个回家。当时家在和平路南侧一个家属院内，与大礼堂有一公里多的距离，深夜，街上路灯很少，小院里更是漆黑一片，加之他工作中坚持原则，对一些强行硬闯的无票人员总是坚持原则不让进场，得罪了一些人，家里人每晚都为他夜间回家的安全提心吊胆，捏着一把汗。

  这十六年里，他不仅把大礼堂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对周边环境卫生、绿化也管理得很好，从未发生过一起，连年被评为“优秀员”、先进工作者。

  在大礼堂院内有一个公厕，是当时郊区蔬菜队肥料的大多数来自，队上专门安排了一个人看护。这个人是一个哑巴。张文魁同志见他生活困难，经常接济、帮助他，虽然自己也一家六口人，粮食不够吃，布票不够用，但他还是把家里的食物或旧衣物送给哑巴，哑巴也很懂得感恩，就主动帮着礼堂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两人相处得很融洽。哑巴的父亲每次来，看到自己孩子得到张文魁的关照，心怀感激地说，张师傅是个好人，一定能长寿活到八十岁。

  1978年，紧挨大礼堂有一户工程局职工搬家了，腾出来了两间房子。这是丹江口工程局早期建的油毛毡棚屋，虽然墙是砖墙，屋顶也有瓦，为避免漏雨，瓦下铺了一层油毛毡(一种以沥青为主的防水材料)，为了节约砖瓦材料，砖墙只砌到半截，上半部分是几根木料支撑的屋架。为了美观，大家就在半截墙的高度上用粗铁丝拉成网格，网格上盖以芦苇席，讲究一些的人家还在芦席下面再糊上报纸，就算是“吊顶”了。当时称为顶棚。好看是好看些了，但顶棚上方也成了老鼠的天堂，夜间只听老鼠在上面不停地窜来窜去，“吱吱”闹个不停。更要命的是，不论油毛毡还是芦苇席，都是易燃的材料，那时人们无论煮饭烧水还是取暖，用的都是明火，稍不注意就会把房屋引燃。经过数年干透的易燃材料一旦燃烧起来，加上房屋的山墙相通，火势就会迅速往两边蔓延，一栋房屋转眼就会化为灰烬。这就是那时火灾为何特别多的原因。

  考虑到离家近，特别是夜里下班回家方便，张文魁打算把家从汤家庄那边搬过来住。他回家把想法一说，家人都不响应，虽说现在住房条件也很差，但比大礼堂旁边的那两间棚屋稍强一些。特别是几年前搬过来时，为了整理房子的地面、墙壁和顶棚，全家人干了几个月才安顿下来。现在又要搬家，而且房子更破，还是油毛毡棚，冬冷夏热，又不安全。老伴考虑到张文魁长年累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里雨里夜里下班回家就近方便，还是不情愿地同意了他的搬家意见。谁知这为后来的一场意外火灾埋下了隐患。

  那时，维修房屋的事情只能靠自己利用业余时间干。经过一家人努力，1978年5月份把家搬到了大礼堂附近的两间油毛毡棚屋里。

  这天夜里，大约十二点后，人们都已进入梦乡，突然，一团火光突然从张文魁家的房顶上燃了起来。起，女儿突然惊醒，慌乱之中下意识地急忙喊醒父母亲。这时，火势刚开始起来，如果抓紧搬东西，可完全多抢些东西出来，但张文魁首先想到的是住在左邻右舍乡亲们的安全和利益。他急忙找出礼堂的钥匙，让大儿子张胜江赶快去给消防队打火灾报警电话。那时，电话很少，只有大单位的办公室才有一部。这儿附近只有大礼堂才有一部电话。张胜江一边往大礼堂跑，一边大声向熟睡的邻居呼喊：失火了，失火了！打完报警电话，待张胜江跑回家，火势已经很大，见父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正在费力向外抬穿衣柜，房门小柜子大，卡在那儿出不来，他就上去帮了一把才把柜子抬出来。这也是全家唯一抢出来的一件东西。这时，整个屋子都已经着火，油毛毡向屋里滴着带火的沥青油滴，不时还有烧断的椽子、檩条等掉下来，人已经没办法再进屋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熊熊大火把房屋转瞬间无情地吞噬掉。

  火灾发生后，工程局公安处进行了认真调查，终究是没能找到起火的原因，只是怀疑因张文魁同志工作坚持原则，得罪了人（无票者不让入场）可能会导致的报复。

  火灾发生后，组织上为受灾的家庭发放了救济款。由于火情是从张文魁家的屋顶上先着起来的，在未调查清楚着火原因之前，暂时不便向他家发放救助款。这一拖，他家最终一直未拿到一分救助款。很多人认为这很不公平，要不是张文魁家及时有效地发现、及时报警，还不知会出现何种不堪设想的难以处理的后果和损失。但张文魁同志不但从未张口向组织上要过这笔钱，也从未在家里家外抱怨过一次。他说，烧就烧了吧，只要人未事，就很幸运了。

  1982年10月，小儿子张胜刚18岁高中毕业时，武警部队在丹江口招兵，张文魁就让儿子报名参军。1983年1月1日，张胜刚正式成为武警湖北总队孝感支队二中队一名武警战士。到部队后，张胜刚牢记父亲的嘱托，认真学习军事技术，刻苦训练，在武警湖北总队举行的比赛中多次获得射击、投弹、执勤、消防技术等科目的优异成绩。由于表现突出，当年就提升为班长，1983年12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退伍后在单位上也一直是业务骨干。

  张文魁同志虽然离休了，但思想没有离岗，时时处处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参加组织活动。

  由于战争年代爬冰卧雪等原因，张文魁落下了病根，腿部经常严重浮肿，加之随年纪增大，血压也增高，需住院治疗。这时，有人登门游说劝他去信教，说是对他的病有好处，还能保佑家人的平安。每逢遇到这一种情况，他总是坚定地说，我这一辈子只信，别的我都不信。

  1985年，国家落实各个时期参加革命人员的待遇，组织上让张文魁写封信，让老家亲戚到当地政府开一个证明来，证明他是在1945年参加的民兵，就可根据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标准享受离休待遇，不但每年多拿一个月的工资，而且其他福利待遇也有很大差别。但是，张文魁没有开这个证明。他告诉家人：“我和从村里一起出来参加革命牺牲的战友比，已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怎么还要啥待遇呢？那是党和组织的关怀，不能去争、去抢。现在，有我们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我是幸福的，还去争什么！你们谁也不要去张罗开这个证明。”虽然组织上多次催促，一直到现在，他也从未让家人再去过问过此事。

  2003年，当外孙作为孙子辈中第一任报考大学时，张文魁就让外孙第一志愿填报了哈尔滨工程大学，其前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那是当年军人心中向往的最神圣的高等学府。外孙就填报了这所大学，了却了一位老军人未竟的心愿。

  2017年，按照新的党费收缴标准，有的离、退休人员需补缴党费，张文魁应交1000元，但他主动向组织交了2000元党费。

  离休后，张文魁同志只要身体许可，积极参加组织开展的一切活动，不论是学习、参观，还是老年体育活动，他都踊跃参加，甘当服务员。因而，无论在哪里，他都是受人尊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员”。

  张文魁同志不但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而且在子女教育方面要求也很严格。他说，年轻人要积极要求进步，永远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服从组织安排，不讲条件，不争待遇，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事，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多年来，张文魁同志从未因为孩子们工作、生活上的事情找过组织。四个子女都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成为单位的中坚力量、先进工作者，得到了领导和大家的肯定。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四个子女中有两个成为光荣的中国党员，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是单位里的业务骨干，赢得了各种荣誉。至今，四个子女和共同生活的亲属都像张文魁同志一样，无论在哪儿，工作任劳任怨，接受任务不讲条件，勤勤恳恳，扎实工作。

  在张文魁同志的影响下，小儿子十八岁入伍，十九岁加入了中国，小孙子也在十九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作者介绍）:高飞，作家、诗人，丹江口市作家协会主席。曾任《汉江文学》、《丹江口文艺》、《中国水都丹江口文化丛书》等主编，发表各类文章数百篇，出版各类作品二十余部，现为国际汉诗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协会员等。